华为终于“逃离”深圳，高房价淘汰的不仅是低端人口？

　　今天聊个老话题，这个老话题有个最新的动向。

　　华为逃离深圳。

　　目前已经确认，华为2700名员工将从深圳迁去东莞松山湖溪流坡村上班，这批员工绝大部分属于研发工程师。

　　目前华为迁去东莞的这批2700人，绝大部分仍然居住在深圳，华为对愿意去东莞工作的职工给了住房方面的承诺：提供3万套住房，价格统一为8500元/平米（东莞二手房均价已超过16000元/平米），条件是在华为工作5年。

　　而为了让职工安居东莞，华为还联合清华附中在松山湖建立了一所涵盖幼儿到高中的15年全日制国际学校。

　　实际上深圳也早已意识到高房价问题，现在中端人才房，就是为了解决“人才都买不起房的问题”。但企业要留住人才，特别是像华为这种明星企业，有能力自己解决核心员工的住房问题，就不会被动等待政府那点人才房。

　　虽然华为明确表示总部不会撤离深圳，但总部不撤离深圳，某种程度上只是在税收上给深圳一个承诺。而实际上华为在研发上是舍得投入的，不输几大互联网明星企业。华为研发工程师绝对是一个城市最看重的一群人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城市的房价。

　　现在这部分人要离开深圳，很能说明问题：

　　高房价淘汰的不仅是低端人口，还有中高端人口。

　　深圳的尴尬在于，多贵的房子都有人抢，前段时间华润城3期，参与认购的客户，每个人需要在银行冻结200万资金，作为购房能力的证明。最终741套房，有8000多组客户认购，前800组客户就抢购一空。

　　200万的资金，即使是华为研发人员，拿出来也相当吃力的，更何况是普通人了。

　　前段时间，富士康一位员工的公开信吐槽，万科改造升级城中村拉高了房租。实际上富士康是有员工宿舍的，但由于始终申请不到更多的土地盖员工宿舍，只能让一些校招等大学生职工优先入住，社会招聘的这些流水线员工，只能外面租房居住。

　　当然，华为东莞布局，不仅限于职工住房问题，产业用地也是诉求之一。东莞在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华为提供了2000余亩的产业用地。深圳还有腾讯、富士康等明星企业，他们都有扩张需求，类似这样的大片整块产业用地，深圳是无法提供的。

　　目前的情况是，包括紫光、京东、阿里等企业都已经在深圳投资，华为此番2700人的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示范效应。要知道当前各大城市都在抢夺人口，特别是精英人才，而深圳的精英人才却在流失。对东莞的利好，对深圳的利空。

　　高房价之殇，深圳正在感受。

　　我们到底要如何解决住房问题？

　　华为是企业层面的，更重要的是住房制度的构建。

　　前几天有一则新闻给我们提供信号。

　　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茂名这五座城市开始试点共有产权房，为期1年。其中佛山市明确个人份额不低于60%，在此基础上可自由选择出资比例，获得相应比例的产权份额。

　　这次大规模试点共有产权房，很显然是得到了北京这一年来共有产权房政策的正向反馈。

　　根据已有的信息，我们认为未来的住房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　　高端商品房，市场分配，价高者得；

　　中端的共有产权房、人才房和安居房，不由市场分配，限制套现，封闭运行；

　　纯低端的租赁房和廉租房，不由市场分配，给买不起房的普通人。

　　这个住房模式是一个中间方案，市场仍发挥作用，但非市场因素在住房分配的过程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　　耿哥认为，在这个体系里，共有产权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它有两个优势：

　　其一，这类住房的购房资格比人才房和安居房要低，覆盖人口更多，等于是给了更多人有自住房的希望，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人才房和安居房覆盖面窄的弊端。

　　其二，它虽然是封闭运行，但价格是按市场规则运行的。购房者买得起只是因为让出了一部分产权。对于开发商来说仍然是有赚头的，愿意参与开发，所以供应是有保证的。

　　总体来说，共有产权房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方的诉求。

　　共有产权房在在住房市场化程度最发达的珠三角扩大试点，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信号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最高当局加速改造1998年以来的市场化模式，探索全新的住房模式。

　　之所以要推出上述的住房模式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高当局对目前住房制度的一些判断：

　　1、纯市场化，通过增加供应来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被否定。

　　因为已经经过了多轮强力调控，楼市预期依然没能扭转，炒房之风仍盛。

　　2、房住不炒要继续贯彻，通过调整住房供应策略，加大共有产权房等自住房供应，并彻底将刚需自住与投资炒房完全隔离。投资不会结束，但不能挤压刚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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