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归P2P常识，勿把李鬼的账算在李逵头上

在E租宝、大大集团、中晋资产管理、金鹿财行等，这些线下理财机构相继出事后，不出意外的，板子打在了P2P网贷身上。

让人不解的是，线下理财机构由来已久，而中国P2P网贷的出现不过10年，10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10年之后，那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啊。怎么还就将两者混为一谈了呢？

而当舆论为P2P平台获客成本上千元感到友邦惊诧时，可曾想过自己的错怪，给P2P这面旗下规范运营的平台带来了多大的获客阻力？

央行和银监会将P2P网贷定性为“网络借贷信息中介”，可以反推出：自融、资金池、非法集资等不符合这一定性的就一定不是P2P，充其量只是披着P2P的外衣，挂羊头卖狗肉。

而从P2P定义上理解，P2P是个人对个人通过网络信息中介形成借贷关系。那些所谓的问题P2P、跑路P2P，有几家遵循了“个人对个人”的本质？有几家是把遵守了“信息中介”的原则？既然都没有，称其为“P2P跑路”、“问题P2P”，把板子打在P2P身上，显然不合适。而应称其为“伪P2P”才是，意思是伪装的P2P，假P2P，只是挂了P2P名而已，典型的扯虎皮做大旗。例如，苹果手机出问题，依然是苹果手机；假冒的苹果手机，其本质就不是苹果手机。而按照定性和定义的标准看，问题平台和跑路平台的几乎都是“假冒苹果手机”，而非“问题苹果手机”。

其实，回归常识就好。若连基本常识都不顾地下定义、言其他，则有失严谨和理性。之所以搬出这些简单的常识，是因为P2P被污名化太久，头上脸上到处是泥巴，连《人民日报》也看不下去了，刊文《卷款跑路没那么容易了(政策解读·聚焦)》为P2P正名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卷款跑路”前并没有冠以P2P之名。

不论舆论是否棍棒相交，线下理财机构、伪P2P平台始终杵在那里，风险雷打不动。监管细则草案出台之后，监管趋紧，雷声也越来越大；就像十八大之后的反腐，被中纪委问候的贪腐官员越来越多一样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，因为一步步释放风险，好过风险集中释放，反而有利于长治久安。

而实际上，市面上伪P2P多由早些年的民间非法集资转变而来，自融、资金池、不透明操作等分明是严谨地继承了衣钵。如果知道一些民间非法集资泛滥的历史，也就能理解伪P2P为什么那么多了。例如：

2003年，湘西首富曾成杰非法集资总金额34.52亿余元，集资涉及人数24238人，集资累计57759人次，17.71亿余元的集资本金未归还；

2005年，王某晨陆续成立或收购安徽奇建商贸有限公司、安徽国网电力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，向社会上的个人和公司非法集资11.68亿余元；

2006年，苏叶女以投资煤矿为由，以月4-5分的利息为诱饵，非法集资人民币12亿多元，扣减案发前归还的本息，实际诈骗5.5亿多元；

2007年至2011年9月间，温州，施晓洁多次以融资、还贷、投资等名义向胡某等23名被害人非法集资。骗取被害人资金共计5亿；

2008年，林海燕伙同翁某等人设立鑫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，违规代理证券、期货交易平台，骗取集资款不能归还数额累计4.28亿元人民币；

福建龙岩天成集团董事长黄水木以2到5分的利息，向商会会员、同乡、朋友等借款，债权人200余人，金额近10亿元。因资金链出现紧张，于2014年5月出逃境外；

而在非法集资高发地浙江，那就更多了，仅在中国P2P元年的2007年，浙江非法集资类案件就达206起。

另外，因非法集资被判处死刑的大有人在。如：2009年，吴英因非法集资3.8亿余元，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；2009年，浙江丽水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7亿元被终审判决死刑；此后，温州的高秋荷和郑存芬均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；2010年，绍兴赵婷芝因非法集资2.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；台州王菊凤因非法集资4.7亿元被判处死刑；温州陈少雅因非法集资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；2011年，丽水银泰非法集资55亿元，主犯被判死刑……

可见，那些年全国非法集资案件一点都不比如今的伪P2P跑路数量少。这也可以解释，为什么如今媒体曝光的非法集资类案件越来越少，而伪P2P跑路、伪P2P机构被查的案件却越来越多了。不是非法集资的变少了，而是它们鸟枪换大炮，假借起了P2P之名。

幸亏当年P2P还未出生，或者还籍籍无名，不然按照现如今的扣帽子逻辑和语境，上述非法集资犯罪案例恐怕都要算在P2P的头上。李鬼干的坏事，账都算在李逵头上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

不能因为假货多，而对中国制造业全盘否定，我们不也还有华为、格力、大疆、海尔、小米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制造；不要因伪P2P的泛滥，而对P2P行业呲之以鼻、落井下石，因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才刚刚开始，难免会被坏人钻了空子。

梁启超《新中国未来记》第三回：“哥哥的话虽是不错，但俗语说的，树大有枯枝，一国之大，自然是有好的有坏的，何必一棍打一船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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